徐世昌

　　徐世昌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那么你想更加深入的了解徐世昌吗？

徐世昌——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人物生平经历

　　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唯袁世凯、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凯不知者少，徐世昌则鲜为人知。

　　徐世昌，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移居河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徐世昌16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

　　17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

　　18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

　　24岁为准宁县知事治；

　　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

　　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两百两，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勿州迁亡优势。

　　然而世昌在翰林一住9年， 未办过一次学差、 试官之类有利之事； 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而不是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与陈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袁说项，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自是对徐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与袁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值戊戌变法，徐、袁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却听信了“军师”徐大哥之言：“旁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袁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诚然，即使当时徐赞表附新党，亦是以卵击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历史上又有几人？不过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袁世凯因难逃其责，幕后高参徐世昌亦难辞其咎。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太后西狩，徐世昌随行护驾，得到青睐。张之洞、袁世凯又交章保荐徐世昌，遂得重用。

　　在随后的三年中，他相继涉足清廷政务、财务、军务、学务，1904年，得任中国史上1300年以来最后一次会试之阅卷大臣，也圆了十年翰林来往主考之梦。

　　1905年，奉旨入值军机处（最高军政机关），年底即援军机大臣，署满兵部尚书。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岁。以汉人署满人之兵部尚书，有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徐世昌获此殊荣，尚未停止升迁的脚步。

　　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各省督抚联名奏事，以徐领衔，排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前。

　　据查核，清末升迁较快的汉大臣林则徐、曾国藩、袁世凯从入仕到任总督各为20、21、21年，徐世昌虽然也是21年，但东北总督之位高权重，则为以上三人所不及。而在同一年，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丧失了具有实权的总督大臣之位，入京担任了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

　　随着光绪帝与西太后的一同辞世，袁世凯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绪帝恨袁告密出卖之事；三岁溥仪即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兄光绪报仇，欲除掉袁，已拟好将袁革职法办的上谕，因奕劻（军机处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贿买通）及张之洞极力反对，乃修改谕旨，以袁患显疾为名将袁“开缺回籍养疴。徐世昌时在东北，唇亡未免齿寒，不得不主动奏请开缺，清廷岂敢赶尽杀绝？只将其调任邮传部尚书，虽位列中枢，但其降用，也很明显。

　　而徐世昌在东北三年之作为，却值得大书一笔。东北三省为清廷皇家之发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时，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两强三次大洗劫，国土大片沦丧，几乎成了两强的殖民地，民办凋残，疮痍满目。亡羊然后补牢。为谋挽救，1906年清廷派载振、徐世昌（皆为军机大臣）赴东北全面考察，并要求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方案。经两个多月数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筹东三省全局疏》，洋洋十万余言，此时徐对治理东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针对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职，而辖管理民事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无一弊之不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总督一人负责制，“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总集群策，复以全国之力倾助车隅之地”。设行省公署，所属各司与督抚一起共同办公，“事则公商，移则会画”，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建立起高效率决策机构和运行机制，同时也适应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强调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时，非改革无以图存。为惩治腐败，更新吏治，徐世昌还推行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与此同时，他还大力招贤，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留学归国人才，并向全国招揽第一流的时务人才，使东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杀一儆百。上任数月，即查清并处理案犯数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徐履东之初，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亦为此而自豪。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一年余，即1909年8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看来，“中庸之道”确是在官场上保身保位的灵丹妙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并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清廷欲调北洋新军镇压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启用袁世凯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即使袁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

　　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

　　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和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的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1912年2月12日，由张骞主稿的清廷诏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这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进、导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凯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老袁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将这匹野马给以约束。

　　徐世昌把袁捧上宝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还是先“过渡”一下，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哩。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徐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长谈，袁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1912、1913两年内两次敦请徐“出山”相助，徐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的亲密关系（似已非君臣或主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

　　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所请，仍进居幕后；直到1914年袁取得镇压“二月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开始动心。在启程赴京时，其弟世光向他递经陈辞：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谓皇恩浩荡？前年你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义正而辞严，大哥无言以对。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遗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沦，终老林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之显赫，其诱惑力可谓大矣。何况自谓一旦任职，“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不也抵得过“不忠”之谤？徐世昌遂于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袁世凯此时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真正老谋深算。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或许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即出于此。袁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

　　徐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

　　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看来这个主子当年的爱国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只知全力经营他的袁家天下。此时再不分道杨镖，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好。

　　徐世昌在袁称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不然，身为老大哥还得去给兄弟皇上下跪，别提有多别扭和难受。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马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以后也不政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于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盖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老袁一死，徐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段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1922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徐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1933年，日寇欲徐世昌出来组织傀儡政权，被断然拒绝。

　　1939年春，徐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因怕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病逝。终年85岁。

　　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坚辞伪职

　　徐世昌“隐居”津城后，坚决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张勋复辟。更可贵的是，他面对敌伪的利诱和汉奸走狗的游说，拒不出山当傀儡政权的首脑，晚节可风，爱国心诚，略见一斑。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1937年冬的一天，一个汉奸突然造访徐宅，声称：“总统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汉奸的卖国动机，以年老婉辞。日寇仍不甘心，计划从徐世昌的亲人——胞侄徐一达身上打开突破口。徐一达就职于北京，日本特务妄想通过他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华北的领袖。并表明“如成交，将北京市长一职赠给一达君”。得知事情经过后，徐世昌遂令徐一达赴上海“避难”。

　　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汉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主子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你们太浑！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像你们这样，贪于一时名利，出卖整个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才算晚节不保呢！”

　　1938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1939年6月，84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风水www.azg168.cn）

　　徐世昌清朝覆灭的一大推手

　　民国学人费行简在其所著《徐世昌》一书开篇曾写下这么一句：“当清之季，所谓名公巨卿者，虽不必有过人之才，而不阴谋通声气、结附从、植党援，徐氏却其一人也。”费氏对徐世昌的评价如此之高，不禁让人心生疑惑。众所周知，清末官场，党同伐异，贿赂公行，能出淤泥而不染者堪称凤毛麟角。况且徐同袁世凯有着三十多年的生死之交，人称“北洋文胆”，该集团的大小事务徐多有参与。“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说徐世昌不“通声气、结附从、植党援”，实在不靠谱。不过，作为民国掌故大家，费行简谙熟政坛秘闻，长于名人轶事，故他这般操作恐怕有难言之隐。据说此书作于1918年底，正值徐世昌出任民国大总统之际，迫于政治压力，费氏不免有替尊者讳之嫌。既然费行简的说法属于言不由衷，那徐世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其实时人早有确论，张伯驹就曾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中对徐之为人颇加揶揄：

　　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

　　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

　　此诗虽谈不上精彩，倒也晓畅易懂。张氏之意，徐世昌身为清末显宦，一味利己，利国不足，徒有两朝重臣之虚誉。更为可笑的是，徐之性情本似中药之甘草，“其圆滑机变，当过于长乐老”，偏偏却给自己起个“虽残犹有傲霜枝”的“菊人”雅号，实在是沽名钓誉，自作清高。考虑到张氏家族与袁氏家族乃姻亲关系，张伯驹还要叫袁世凯一声“表叔”，故此诗虽不免有些刻薄，毕竟也八九不离十，点出了徐世昌的本来面目：一位心机极深而表面淡定、隐现于袁氏左右的得力推手。

　　落魄书生

　　不过这位推手的前半生却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坎坷。徐世昌，字菊人，祖籍浙江，后迁居天津，而徐生于河南。据其家谱记载，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然而，徐的脑子却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经三十多岁，往日的那股子锐气消磨大半，他也感到入阁拜相的理想似已距离自己渐行渐远。一次，徐乡试结束，几位挚友相邀聚于相国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人问徐世昌将来有何志向，徐醉眼迷离，举杯苦笑道：“他日或大祧，或议叙，或幸成进士为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河南旧有“金杞县、银太康”之称，堪称各州县中之上等肥缺。可见徐世昌此时颇为务实，在他看来，能管辖一县、衣食无忧已实属难得，什么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之类绝对是不敢奢望的。

　　就在徐混沌潦倒之际，生命中的贵人袁世凯不期而至。为了生计，徐四处奔波，为人充当幕宾。光绪四年（1878），徐赴陈州谋职，恰袁世凯亦居此地。袁本来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终日呼朋引伴，喝酒骑马，临到考试之际，便请人捉刀代笔。此行径颇招致当地士绅之微词。袁于是有所收敛，“纠集同志立丽泽山房及勿欺山房两文社，分门讲习，公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从而“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徐世昌自然慕名而来，他与袁世凯的终生交谊也由此开始。至于二人的初次见面，在陈赣一的《睇向斋秘录》中，被描写得极具戏剧效果：

　　一日，（徐）往游袁氏别墅，阍者阻之，若弗闻也者，昂然径入，至仰山堂。是为项城读书所居，时方执卷朗诵。徐进室，向之一揖。项城起立还揖，延之上座，讶问：“客从何处来？”徐详告之。坐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事，互相倾服，遂订交。徐返署，对令曰：“吾今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令询何人？徐大声曰：“项城袁世凯也。

　　”

　　从此，富家公子与穷酸书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联手将清末政局搅了个翻云覆雨。

　　相识不久，徐又要赴京赶考，但苦无川资。身为“富二代”，袁世凯自然不能坐视不理，遂慷慨解囊，替徐买单。二人也不得不依依惜别，这一别竟是整整十六年！此后二人天各一方，情形迥异。袁投笔从戎，于行伍中始崭露头角，渐成朝廷新宠，徐一再落第，屡败屡战终金榜题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虽任职翰林院，徐之处境却十分尴尬。按照清制，每三年都要对庶吉士进行甄别考试，经考核优等者，原二甲进士授编修，原三甲进士授检讨，次者改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再次者则继续留馆学习。当时掌院学士为翁同和，他博雅好学，特别喜欢提拔江浙一带的人才。而徐世昌不通古学，文笔一般，自然不受翁老爷子待见。徐居闲曹六年，竟未曾获一学差，即一乡会试同考官亦不可得。好不容易徐结识自己河南老乡王文锦侍郎，请他帮忙。王为人倒也通融，打算将徐引介到南书房，孰料大学士潘祖荫认为徐不学无术，难堪此任，不予接纳，又将他撵回翰林院。众所周知，京官大多没啥油水，唯有外放才能够捞钱。根据清例，翰林以放差之迟速多寡分红黑，当时有所谓“八红八黑”之称，徐即位列“八黑”之一，其运气可是真够背的。最令徐无奈的是，熬到第八个年头，他终于可以外放河南，谁成想还未等朝廷颁发委任状，母亲突然病逝，徐只得暂弃升官念头，回家奔丧丁忧去了。

　　如果将徐世昌喻作一支股票，据其前半生宦海只跌不涨的表现，可将他定义为“垃圾股”。至1895年，这支股票已经基本跌停了。不过，跌停见底未必是件坏事，只要有经验丰富、手法老练的操盘手跟进全部买入建仓，一番运作后，其股值定会强势反弹，大幅上扬。徐世昌恰恰就是这支濒临谷底的股票，而逢低买进的庄家也刚好到位，此人又是袁世凯。看来徐世昌即将否极泰来！

　　高升诀窍

　　1895年9月3日，徐、袁二人于阔别十六年后重逢。两人此时身份已是判若霄壤，一个仍是可有可无的七品闲差，一个则为朝廷新晋的练兵大臣，不过彼此间那份手足情谊却如同藏于地窖中的陈年佳酿经久弥香，愈加醇厚。眼见徐老哥（徐年长袁世凯四岁）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决定好好拉兄弟一把。之后的故事似乎大家都耳熟能详，袁举荐徐入自己幕府，助其小站练兵。经过几番锤炼，徐终成大器，一跃成为清末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应当说，若无袁之倾力提携，绝对不可能有日后之徐世昌。然而假使徐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那就算袁再关照，他也难以于官场上爬得如此之快，短短数年间便完成了由七品小吏到一品大员的飞跃。故徐本人的综合素质也至为关键，尤其是他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让人不禁啧啧称奇。大致说来，徐世昌之所以能青云直上的诀窍，不外乎三个方面。

　　首先，徐善于利用乡谊结交高官。中国的官场，向来有“以乡谊结朋党”的不良风气。如果一个人能在上层官僚中找到自己的老乡，那就如同傍上了靠山，只要对他毕恭毕敬、百倍殷勤，高官自然会时刻罩着你，保你官运亨通。徐世昌同鹿传霖之间的交往即是典型案例。鹿传霖（1836—1910年），字滋轩，号迂叟，直隶定兴人，清末大臣。“传霖起外吏，知民疾苦。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虽贵势不稍贳。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徐世昌与鹿传霖的侄子鹿瀛理是进士同年，又是直隶同乡，于是经常来往，私交甚笃。刚好1888年鹿传霖因病暂辞陕西巡抚一职，返乡疗养。于是徐世昌得以有机会见到这位直隶老乡。据徐《韬养斋日记》载，9月16日那天，徐“到乔笙（鹿瀛理）处，代其写屏对，适鹿芝轩世叔自定兴来，因拜谒焉。曩见季和宗叔祖谏铁路奏章，甚向慕焉。今日拜谒，其言论风采果有超乎流俗者，良可敬也。”此后，徐经常赴鹿宅拜访请益，并代鹿传霖拟志书序和信稿，二人关系因之越走越近。应该说鹿传霖还算是清末为数不多的好干部，但也有马虎大意的时候，他完全被徐老实巴交的表面形象所蒙蔽，认为其是个可造之材。日后徐世昌能够进入军机处，与鹿的力挺密不可分。

　　其次，徐常借处理公务之便博得大吏赏识。比如1897年9月底，徐赴湖北出差。按日程安排，徐本不必经过武汉，但为了结识湖广总督张之洞，他还是找个由头不请自来。出于礼貌，张之洞派人接待甚周。人家本以为徐小住几日便回津复命，谁成想徐居然待了足足一个月。更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一个月内，徐竟同张之洞把关系搞得火热。熟悉晚清史的人大概都了解，张之洞这人怪癖颇多，不易相处。胡思敬在其《国闻备乘》中曾记道：“闻其性情怪癖，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廷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偃卧舆中不起。”并且他一般都是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入睡，到晚上十点才起床干活。幕府宾客、下属有事或外人拜访，大都要在半夜来见他，甚至有时候要一直等到天亮。这种怪异的日常习惯，想必一般人是吃不消的。不过，徐世昌却丝毫不受张之怪癖影响，反而如鱼得水，极其适应，一个月内几乎天天同香帅彻夜畅谈。有一日二人夜饮，张“论中西学术，论西政、西学之分，论时人之愚暗，太息痛恨。”然后问徐有何学术志向。徐早已提前做足了功课，对张之心意摸得门清，答曰：“目前新学中年通籍，以后之人以讲求西政为先，西学随其性之所近而涉猎之，仍以中学为主。因论中学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后有为。”这恰恰与张“中体西用”的主张相吻合。故而张之谈兴更浓，与徐推杯换盏，执手言欢，一直侃到凌晨四点多。经过此番交往，徐世昌给张留下了极佳印象，甚至张一度想聘徐作他的幕宾。1901年，张之洞响应朝廷保荐人才之谕令，上书推荐了九名官员，其中就有徐世昌。

　　正受益于张的推荐，当然还有袁老弟的暗中运作，徐世昌得以于该年入宫面见慈禧太后。面圣入对时，慈禧发现徐世昌“体貌英挺，音吐清扬”，是位不折不扣的老帅哥（比肥头大耳的袁世凯强多了），自然满心欢喜。第二天，慈禧便对荣禄讲：“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由此可见其对徐期许之高。

　　再次，徐世昌还极善于拉拢满族皇室，投其所好。民国掌故名家大都在谈及清末官场时指出，当时做官有两条终南捷径：一是商部，载振做主；一是北洋，袁世凯说了算。载振乃庆王奕劻之子，袁世凯同庆王早已沆瀣一气，与振贝子也是拜把子兄弟。作为袁的好哥们，徐世昌也尽享近水楼台之便利，有机会染指这两条捷径，成为潜规则的受益者。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开始招兵买马。他屡次听袁世凯讲徐如何贤能，怎样高明，于是特保授徐为商部左丞，这在当时政界可谓轰动性事件。徐之前仅仅是六品撰修，一跃破格升为三品商部大吏，在整个清朝也堪称异数。徐自然知恩图报，成为振贝子的敛财机器，保证他有源源不断的私人开销。

　　后来徐就任东三省总督，更是揣摩皇室心思，大搞形象工程。徐单单建造奉天公署大楼一项，就消耗白银三十余万两，所盖“西式楼数十楹，缭以复廊，其中薕幔几榻，灯屏皆用舶来品”。同时采购各种西式物品又花费十余万两，因而其办公场所之华丽宏伟，其他省份无能出其右者。此外，公署出行则必须乘坐双马之车，宴请客人采用全套西餐器具，并伴奏西乐。一次郡王载涛自欧洲考察归来，途径奉天，“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及驻宿公署，俨然欧式”，让他“直把沈阳作巴黎”，对徐世昌的市政工作大加赞赏。等他回京后，更是在五哥摄政王载沣面前举荐这位“市政建设标兵”。当然，徐如此大张旗鼓的透支财政搞城建，自然有人看不下去。当时载泽掌管度支部，曾派人细察徐世昌的账目，发现其财政收支上存在巨大漏洞。于是几次上书载沣，请求彻查。此时载沣已把徐世昌树为朝廷学习的典型，加上像载振、载涛、载洵、那桐等皇亲国戚早已被徐的贿赂喂饱，天天在载沣耳边说徐的好话，于是载沣始终相信“徐世昌是个好同志”，故每次都把告状信留中不发。徐手腕之高明，于此可见一斑。

　　正是依靠诸多手段，徐世昌于短短几年内神奇地完成了由一名默默无闻的潦倒翰林向天下皆知的国之重臣的华丽转身。这支垃圾股一路狂飙，俨然已是行家眼中纷纷看好的蓝筹股，并且是“大蓝筹”。而徐取得这一切的代价却是让本已风雨飘摇的清廷距离灭亡更近了一步。

　　幕后推手

　　来自基层，熟悉社会各种势力的运作机制；位极人臣，洞察清廷皇亲国戚们的实际情形；工于心计，深谙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深藏不露，呈现出一种老成持重的忠臣形象。徐世昌的人格特征完全符合幕后推手的一切要素，拥有这样的战略伙伴，袁世凯的篡权阴谋焉能不成？

　　自从被载沣罢免后，袁世凯便蛰伏彰德，垂钓洹上，静观时局，伺机复出。而为他暗地里推动此事者正是老哥徐世昌，他实际上乃袁安插于清廷的卧底。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被授为协理大臣，该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总理大臣奕劻。按理说，换了别人，受此殊荣早就感激涕零，入朝谢恩了。徐则不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第二天，他便上折请朝廷收回成命，并同另一位协理大臣那桐一道上书请起用袁世凯。对此举动，明眼人一看便洞悉个中缘由，如载涛便认为“徐世昌本是袁一手提拔的私党”，此举是欲逼迫载沣召回袁世凯。不过徐的高明之处在于，即使被人怀疑，却不留下任何与袁来往的证据。载沣虽心中不悦，也奈何不了徐世昌，只得退回他的请辞奏折，命其留任。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卷土重来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徐与袁心中早有默契，听闻风声有变，立即活跃起来，他联合奕劻、那桐，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的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赴任。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劝袁出山。看见自己的推手赶来，袁心知时机已到，接受任命，独揽大权。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内鬼”。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进展顺利。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句：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游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通览此句，徐意在强调袁之政权乃取之于清廷，并非得之于民军。万一革命党人不履行诺言，这诏书即为明证。徐世昌实在是老谋深算，棋高一着！

　　待到江山易手、袁氏当国之际，徐世昌这位功勋卓著的幕后推手却没有走向台前，与老弟一同享受胜利果实，而是独自远赴青岛，以清室遗老自居。当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泡海澡、吹海风、赏海景、尝海鲜之余，徐的另一段推手生涯又悄然揭幕。

　　或许不少人还在疑惑：身为堂堂的大清相国，荣华富贵、权名钱色皆已紧握在手，徐世昌何苦要助袁世凯搞垮清廷呢？此举于己于人有何好处？若是真的详加权衡，恐怕民初的徐世昌较之清末的他，似乎失去的东西更多。这当如何解释？关于此颇为费解的问题，费行简的剖析堪称精辟：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为共和，情也；以疏逖小臣数年即跻宰辅，其不欲清室之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于他人，实亡于其总角论交、同膺显贵之袁世凯。以清较袁，觉袁为亲，于是不得不割其向清之心以向袁。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贪恣，断断无实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为假面目以酬其代清之宿愿，事成则面具脱而共和取消矣。是临时之假共和于官僚党亦无所害，以是二者，故清室之亡，帝制之终，世昌皆不甚措意，唯壹志以助袁氏之成功……袁氏攫得此席，其愿餍，而徐氏之愿亦餍。

　　兄弟义气大过天，这便是徐世昌的行事逻辑！

　　虽然深知袁并不真心倾服共和，但一向自信对老弟知根知底的徐世昌，竟未发觉袁心怀称帝之意。1915年底，当得知袁世凯意欲复辟时，徐曾力劝他打消此念头。孰料这位老弟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徐只得辞去国务卿一职，暂隐田园。1916年1月26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很耐人玩味：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想必此刻徐之内心当是万流奔涌，感慨万千，又恨又怕，无法平静。恨的是袁世凯不听劝告，帝制自为；怕的是小老弟众叛亲离，不得善终。毕竟当初是自己甘当推手，亲手把袁世凯一步步推到了这万丈深渊的边缘。

　　6月6日，当听说袁世凯于惊恐郁愤中散手人寰时，大概徐世昌的肠子都悔青了吧？呜呼！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推荐阅读：黎元洪

　　徐世昌的历史评价

　　一、徐世昌与袁世凯是一对莫逆。

　　1879年，徐世昌24岁，任准宁县知事身边文案。徐、袁相识，袁见徐虽衣衫寒素、不修边幅，却满腹经纶抱负，神采飞扬，赞道：“菊人(徐号菊人)，真妙才也!”遂结为兄弟。徐世昌、世光兄弟没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徐氏昆仲因此同时中举。4年之后，徐世昌又中进士，入翰林院。

　　翰林院的冷板凳徐世昌坐了9年，到第十个年头，他向掌院学士李鸿藻介绍了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又受到李鸿章赏识，李鸿章遂向朝廷荐袁督练新军。这不仅改变了袁世凯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徐世昌的命运。

　　袁督练新军伊始，就奏请调徐兼任新军秘书长及参谋长，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军中时且代理其职。徐由此成为袁最重要的智囊，袁称徐为“大哥”，对徐言听计从。

　　戊戌那年，当康有为决定发动政变，并力请袁助力时，徐及时向袁进言：“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拜服其言，遂选择了站在后党一边，并得以直上青云。

　　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狩，徐护驾在侧。张之洞、袁世凯均上折保荐徐，徐由是渐受重用，先后任巡警部尚书、满兵部尚书、东三省总督。1911年5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4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并任协理大臣(副总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震恐，徐力主起用已被黜3年的袁世凯出山对付革命党。皇族无能，不得不同意了徐的提议。此后，袁徐联手，一逼载沣归政，再逼清帝退位，对革命党则先剿、后抚、终和，直到袁接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

　　1914年5月，袁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徐为国务卿。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仍起用徐为国务卿。

　　徐与袁，一文一武，一刚一柔，互为盟友，相辅相成，用徐定茂的话说，“历史上凡是徐世昌支持或者出主意，让袁世凯干的，没有干不成的。”

　　徐世昌不仅与袁世凯交好，且能与新旧人物同时交好。于新派，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过从。他既大办新政，又不自命新党。于旧派，他与奕劻、那桐等交情不浅。入民国后，为避“不忠”之谤，他力辞太保衔，隐居数年。他反对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又竭力为溥仪卸罪。在私人日记里，只要提及“圣上”、“太后”、“恩赏”等词，他必出格、空行，以示毕恭毕敬。更绝的是，1918年，他当选总统当日，居然还托人请示逊帝溥仪，询其是否恩准。溥仪的意思是，你赶快，你上去了，我们就踏实了，他才就任总统。

　　他秉持中庸之道，不新不旧，亦新亦旧。他祖籍浙江，后迁天津，再迁河南卫辉，凡遇以上三地同僚，他皆自称同乡。行事风格如此，使他左右逢源，官运亨通。有清一代，李鸿章被公认是最会做官之人，慈禧却对荣禄说，“徐世昌或足继李鸿章后乎?”

　　作为方法论，中庸强调的是平衡、和平与分寸感。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几度爆发府院之争，徐世昌都成为不二的调停人，先是调停黎(元洪)、段(祺瑞)之争，继以调停冯(国璋)、段(祺瑞)矛盾。他之所以能当上总统，实因他是北洋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南北休兵，文治天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舆论颇为大胆，他没有镇压运动，查封媒体，而是顺应民意，免去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甚至还保护过蔡和森、张国焘。

　　中庸不是骑墙，不是无可无不可，真懂中庸的人必须是有定见、有底线的人。前引徐定茂对徐、袁关系的评论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凡是徐世昌反对的事，袁世凯没有干成的”。这主要是指徐反对袁称帝一事。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位高权重，人称“徐相国”，但不久袁世凯逆流而动，图谋称帝。徐见袁主意已定，无可更改，遂选择了缄默，并坚决辞职。在日记里，他表明了自己对兄弟称帝的态度：

　　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那段时间，他常嘲笑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发起人杨度。听闻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的消息时，他甚至鼓掌欢迎。

　　对于徐世昌性格的形成，徐定茂的看法颇值得参考。“他是个典型的读书人，并不是政治家。他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比较深，本身性格就比较温和，不是那种喜欢耍性子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起来的，不像官二代或富二代。有人说，辛亥那年，他要是请缨带兵，后来就没有袁世凯什么事儿了。冯国璋、段祺瑞会不会听他的?会。但他极力帮助袁世凯出来，是给袁一个机会，他不会给哥们儿下绊子。说好听点，这是个人品素质的问题。当然，他本身出身贫贱，还是希望国富民强。”

　　客观而论，中国数千年帝制崩溃之后，必然经历持久的大动荡，稳健者必不能成为乱世中的弄潮儿。乱世英雄，要么手提重兵，要么满口主义，徐世昌这个渐进改良派实无长握国柄的可能。但因其稳健，倒也使国家稍微保留了一点元气。

　　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得胜的直系军人在曹锟、吴佩孚的领导下步步逼宫，徐世昌留下一首述怀诗后，从容归隐林下：

　　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

　　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

　　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

　　徐世昌晚年，曾受到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和汉奸金梁等人多次邀请出山，均被其拒绝。1938年冬，他患膀胱癌日重，若遵医嘱，必须到北京做手术。他担心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终死津门。

　　二、徐世昌无子，过继其弟世光长子绪直为子。绪直生延东、延同，延东生保厘、保善(女)、保慈，保厘生定茂、定一。

　　1949年如一把利刃，割断了很多家族的历史。徐定茂是1949年生人，完全在红旗下长大，父母从来没给他讲过家族故事。只是因为他家住天津著名的五大道，此地遗老遗少云集，相互间不是邻居就是同学、亲戚，这样他才逐渐知道自己的祖上是徐世昌。

　　徐保厘生于1928年，燕京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夫妇俩一生都在天津教书。两人教育孩子的理念是：做人要自食其力，政治上要跟党走。

　　建国后，这个家庭在努力适应新时代，但并没有因此抛弃老规矩。徐定茂小时候，父母就训练他要守规矩，比如，过年要给老人鞠躬;老人过生日，头一天要温寿，第二天要拜寿;用餐时自己要有自己的碟、碗;到别人家做客，进门要先在门边跺跺脚，要脱掉外套抱在怀里;自己家来客了，要起身迎候。“现在有客人来，我都会站起来迎。人家说你别那么客气，我不是客气，我是不由自主的。”徐定茂说。

　　行事恭谨使徐家人没有在反右运动中陷落，即便是在文革期间，虽然抄家难免，但徐保厘夫妇受的冲击不大，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头，没有进牛棚。而在1965年，文革尚未爆发，徐定茂就已经从天津考到北京上学了，他也由此躲过了抄家的压力。

　　徐定茂初中毕业没考高中，上的是中专，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学管理。文革爆发后，他才中专一年级，学校里就不再上课了。

　　那是一个讲出身的年代，对徐定茂来说，家庭出身一直是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初中毕业时，要填家庭出身，出身“黑五类”，就休想躲过历次政治运动。母亲带着他找到了学校政教部主任刘琨——著名歌星刘欢的父亲。“刘琨参加过第一批援藏部队，当时刚从西藏回来，方脸、连毛胡子、很瘦，人非常好。我们问他，我出身算什么。他说，你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你就填‘教员’吧。这人不左，要左就麻烦了，按解放前三年算出身就麻烦了。填‘教员’，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黑五类，我就躲过了文革一劫。”徐定茂说。

　　但他为人实在，在入团申请书上写过一句话，“我出身教员，祖上五代是官僚”——他不敢不跟党交心。

　　文革中，教员子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徐定茂文笔好，脾气也好，军宣队、工宣队都争抢着请他写批判文章、出大字报、画宣传画，他都不拒绝。不过，就因为他那笔“祖上五代是官僚”，给他带来了麻烦，红卫兵问：你们家官僚，什么官?他就说：先祖是徐世昌。那会儿红卫兵知识非常浅薄，知道袁世凯，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知道邓世昌、丁汝昌，反正名讳里都有个“昌”字，就搞混了，以为他祖上是邓世昌。红卫兵又问：你家先人抗不抗日?反不反对李鸿章?徐世昌的确反对日本入侵，且弹劾过李鸿章，徐定茂又不能说他祖上不是邓世昌，只能说抗日、反对李鸿章。红卫兵就说：那行，没你们家事了，你们家是好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李鸿章!

　　让人称奇的是，就徐定茂这出身，中专毕业那一年还被评为“五好战士”，这使他毕业的时候，居然被分在了北京，而他那一批同学，三分之二去了偏僻省份。

　　他去的单位是北京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当年叫150信箱二大队二连五排三班，这个名称需要作如下翻译：150信箱，公司当时承建邯郸涉县发电厂，代号150工程;二大队就是第二工程处;二连就是锅炉工地;五排是焊接队;三班就是电焊组。他在工程公司干了五六年，建完150工程就建别的电厂，四处跑。

　　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华北电业管理局物资公司。到了1987年，电力部已经撤销，他厌倦了电力系统复杂的人际关系，想在40岁以前闯出一番天地就得另寻出路。他就去应考亚运会工程指挥部，应聘成功后，负责整个亚运村的工地组织计划。但亚运村工程指挥部不是独立法人，工程结束后，他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即将成立的北辰集团，要么去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两边都想留他，从便利家庭考虑，他选择了去开发集团。

　　在开发集团，他先是干业务，做到集团信息公司法人代表、经理。1998年，集团成立监察处，他被派去当首任处长。

　　2005年10月，北京城市开发集团与北京天鸿集团合并为首都开发控股集团，中层以上干部人多职少，徐定茂主动提出退职闲处，此举让首开集团首任董事长刘希模无限感慨。

　　三、仿佛是命中注定，与他的先祖一样，徐定茂还是干了政治。

　　1992年，单位通知徐定茂参加一个北京市组织的党外干部学习班。学习班开会，就一个话题：你们都是党外人士，为什么不入党?

　　“在我前面发言的人有两种：一种人发言就说：党啊，真是妈妈，我真是特别特别想入，但我自己条件特别差，入不上，我老反省。另一种人就说：你看我们单位的书记，孙子似的，绝对不如我，看着他我也不想入党。轮到我发言，我就说：我从小受党的教育，50年代就学习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我一直认为我得跟党走。我没入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入团就非常难，入党，就不费那劲了。我支持党、拥护党，但现在不想入，一个黑麻雀掺合进白鹤群里干嘛?”徐定茂说。

　　没想到，会上有北京市委统战部的人。徐定茂发完言，那人就问旁坐者：这人叫什么?听了这么多发言，就他的发言特别真实、到位。由此因缘，1995年，徐定茂被北京市委统战部推荐聘为北京市政府监察员，他由此“开始步入政界”。

　　北京市监察员可以参加北京市监察局组织的活动，可以参加信访接待，可以检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比如，城管执法不当，监察员可以当场拦住。或许有人不拿监察员当回事，但徐定茂很看重监察员应该承担的职责。在他办公室里，放满了各行各业邀请他当监察员的聘书，“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包括北京金融系统，我都监察过”。

　　按规定，北京市监察员顶多只能干4年，监察部监察员可以任两届，5年一届。徐定茂的北京市监察员任期届满后，又被推荐担任监察部监察员。从2000年到2010年，他又担任了10年监察部监察员。2010年后，他成了中国监察学会理事。

　　因为徐定茂认真履行监察员职责，办了几个重要的案子，1998年，北京市政府又推荐他当政协委员。他是北京市政协九届、十届、十一届委员，十二届特邀委员。在十届、十一届政协期间，他分属经济界，跟毛大庆、任志强等人是一个组。他关于政务分开、货币拆迁等提要，社会反响极大。

　　“你觉不觉得自己和高祖徐世昌特别像?”我忍不住问。

　　他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但办事比较认真，考虑得比较全面，能替对方着想。我喜欢找平衡，政治敏感性强，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家传?”徐定茂答。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徐定茂的性格。他还在亚运村工程指挥部的时候，施工单位都愿意用琉璃河产的水泥，因为便宜，但琉璃河水泥厂生产不过来，指挥部要求必须用一些价格稍贵的唐山水泥。徐的前任处不好与施工单位的关系，老是与对方吵。徐接任后，与施工单位谈，讲了必须用唐山水泥的理由，让对方自己定用两种水泥的比例，双方由此皆大欢喜。

　　四、徐世昌有记日记的习惯，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始，一直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去世前的10余天，历时54年，从未间断，集为《韬养斋日记》100卷，藏于徐定茂家，文革中因故遗失一卷。

　　《韬养斋日记》时间跨度极长，在中国近现代的关键时点(如甲午、戊戌、庚子、辛亥、五四等)，作为当事人，徐世昌均有对相关事件的记录，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但徐氏后人均非史学家，也不想以先祖名望炫世，更考虑到不知袁家、冯家后人的态度，故本无公布、出版日记的计划。

　　辛亥百年纪念之际，北京市政协找到徐定茂，希望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他不便推脱，就根据高祖日记写了一篇《辛亥革命时期的徐世昌》。没想到，写作过程中，他发现，历史教科书及胡绳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书存在一个重要失误：这些书都讲袁世凯当年退职彰德时，清廷派徐世昌亲自去劝他出山，并带回了袁开出的条件，但据《韬养斋日记》记载，那段时间徐世昌根本没有去彰德，而是在朝廷上班。一百多年前的徐世昌不可能为一百年后造假，徐定茂就在文章中对史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政协见稿，评价甚高，并建议他再写几篇，出一本书，他就又写了几篇，2011年出版了《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一书。在书中，他还认为，戊戌政变那年，康有为派出的代表并未见到袁世凯本人。

　　去年，北京出版集团看到徐定茂出的那本书，极愿出版全套《韬养斋日记》，徐定茂同意出版，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出就出全套影印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为历史存真，留待后人评说，因为老先生的日记经常以行草书写，提及人物时称字号不称名，且时常简写名讳。再者，日记无标点符号。此种种情况叠加，若只出编辑、点校本，极易歪曲史实。

　　北京出版集团接受徐定茂的建议，将于今年年内出版24卷本《韬养斋日记》，前20卷是影印版，后4卷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做的点校版。但对普通读者来说，24卷书价格不菲，徐定茂就建议，仿他的《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再出重要年份的分卷日记，每本书邀请、收集专业、半专业及业余人士写上十来篇文章，后面附上影印的当年日记，读者可各取所需。

　　“历史是真正的教科书，温故而知新，但现在一些史书不可信。比如戊戌变法，现在流行的都是康梁的叙述，但康梁叙述的真实性很多人都提出了质疑。举例来说，光绪是否给过康有为衣带诏?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拿出铁证来证死它。只有像当事人日记这样的东西大量问世，我们才能对历史有一个全面地认识。”徐定茂说。推荐阅读：唐继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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