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华的台湾民歌

　　台湾的历史文化和城市文化非常的深厚，台湾民歌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精华。每一首台湾民歌的形成都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演变而来，接下来小编我为大家介绍台湾民歌的由来。

　　台湾的音乐文化，除山地音乐本具有原住土着音乐特色之外，汉族的音乐则移植自大陆，但由于三百余年来受本地语言、风俗民情、地理环境、社会背景、人文特质、土地情感浸染与影响，经过不断的滋长、再生和演化，遂孕育出了独具本土风格的音乐。

　　在国民党迁台之前，福佬人约占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会说台湾话的人更多。由于福佬人占了绝大多数，且其民俗音乐的内涵亦颇为丰富而多采多姿，故以台语歌唱的福佬系民谣，自然成为台湾民谣中的最大主流和重心。而民间所指的“台湾民谣”亦大致针对“福佬系民谣”而言。

　　值的一提的，创作于台湾光复前后，流传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作乡土民谣。如光复前的“望春风”、“雨夜花”、“农村曲”、“白牡丹”等，光复后的“补破网”、“烧肉粽”、“安平追想曲”、“杯底不可饲金鱼”等。这些经的起考验的古老好歌，不但极富传统乡土音乐气息，又能反应台胞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操，且能道出在民风保守的时代里，儿女私情的心声，令人百听不厌。每唱起这些曲子，就有如饮啜醇酒，一口甘甚一口，欲罢不能。这些具有民谣风格的创作歌谣，因它们均有作者而不得列入所谓“民谣之林”。事实上，它们能否称得上民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可能连正宗的民谣都要望尘莫及。这正是这些够味道、够水准的创作歌谣经常被认定为“台湾民谣”之理由，这里姑且可称它们为“

　　民歌在今天的被冷落，并非只是音乐形式的自然更替，而是一个大时代的消亡的文化遗留物。在1960年代，台湾岛上弥漫的都是西洋音乐，在杨德昌的经典名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猫王的最爱就是猫王，尽管不识一字英文，却把猫王的歌曲模仿得惟妙惟肖，唱得一腔愁怨，似是自己，似是他乡。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让台湾的年轻人生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孤独的仍旧是台湾。台湾民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被催生出来，1975年，由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演唱余光中作词的歌曲，掀起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序幕。在这之后，民歌手和创作人大量涌现，是谓台湾民歌的黄金时期。经典名曲更是数不可数，内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大概对其中的很多歌曲都很熟悉，比如《橄榄树》、《雨中即景》、《龙的传人》、《恰似你的温柔》等等。在我小时候，大我许多的哥姐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弄来的磁带和歌本，大多是台湾当年的民歌曲，那样一段台湾民歌史，不仅影响了台湾一岛，而且也让对岸的年轻人分享了很多共同的情绪。虽然那些姓名对于当年的我十分陌生，到了信息畅通的后来，当某天某时偶尔听到某位民歌手的作品，常常才知道，这段陪伴儿时的音乐物归何属。这段台湾民歌史，了解者寥寥，远非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的拥趸众多。尽管实际上，那一时期的民歌是后来商业流行音乐的母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前者却并未消失和退却，而和后者比肩而立。虽然前者最终回归一隅，在独自弹唱着自己的青春。

　　台湾民歌－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
　　他是个原住民，唱歌写歌的，长得像流浪汉，唱得像吟游诗人，他是台湾文化史的一个标志。当所有的人都在学唱美国人唱的歌时，他开始和几个朋友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词，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自己”，指的是他脚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东西，他习惯的语言。人们因他的才华而特别“宝贝”他，但是他的艺术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现实生活特别坎坷，头都白了，才出第一张作品———龙应台《在一个文人的城市里》

　　余光中这样形容他———“厚壮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深沉的大风箱”。7月17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六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颁奖礼上，这个大风箱，顶着满头白发，深情地歌唱。全场观众则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在颁奖礼上，56岁的台湾民谣歌手胡德夫第一次获得内地的音乐奖，而且一得就是两个———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民谣艺人。颁发最佳新人奖时，嘉宾席上有人打趣：“为什么最佳新人奖得主不是胡德夫呢？”2005年发表的《匆匆》，是这位从艺近40年、被誉为“台湾民谣之父”的老音乐人生平第一张个人专辑。孩子白天上课父母晚上受训50年前，台湾屏东大武山的卑南族小朋友胡德夫刚上小学。他爱哼哼父辈们常唱的卑南族民歌。但每当他开口唱歌，总会遭到老师无情的打击———“你唱的不是音乐！”老师不止打击他，还打击他的爸爸妈妈。他父亲是卑南族，母亲是排湾族———他现在经常自称“卑排族”的由来。当地原住民热爱歌唱，除了胡德夫，还出过张惠妹。

　　但在当时，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想唱自己的歌都不容易。胡德夫对那时的教室留下这样的印象：白天给小孩子上课，晚上给爸爸妈妈上课———老师每晚把族群中的成年人拉到一起，让他们学国语、学音阶。黑板上画着“哆来咪”的音阶，老师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教他们———“那时候有谱的东西才算音乐”，老师们从来不认为这些成年学生们其实是天生的世界级歌手。“老师还要打分，还有人不及格”，这种音乐给胡德夫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对“有谱的歌曲”产生了长达一生的抵触：“1980年代，有唱片公司想让我谱曲，找人帮我填词，一首歌给我2万元，我就是写不出来，我的歌就是没谱。”

　　但胡德夫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唱歌。在教会学校淡江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唱诗班———那里对学生唱什么管得没那么严。一直到1970年代，除了万沙浪在歌厅闯出了一点小名气，原住民民歌在台湾的发展一直不顺利。1970年，胡德夫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进大学，他就爱上了英国民谣和西洋音乐。当时，他的父亲准备开刀动手术。为了给父亲凑手术费，胡德夫四处找地方赚钱。恰好万沙浪服完兵役，重返歌坛，要在六福客栈酒吧重组乐队，需要一个合音的人。“以前我只把音乐当兴趣，一想到音乐也能赚钱，当然再好不过了。”胡德夫前往应征，“万沙浪爸爸和我爸爸认识，大家都是卑南族的，他就说一起来唱吧。”“万沙浪主唱，我在旁边弹电子琴给他合音。”工作很简单，听着听着胡德夫也想上台唱唱，他后来称这个时期为“预备歌手”。“万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驻唱六福客栈几个月后，万沙浪凭《风从哪里来》一夜成名，成名的概念是，歌手一般一个月赚3000元，万沙浪赚3万元。“万沙浪的生活一下变了，路边吃鸭舌头的生活就没有了。”

　　胡德夫回忆说。万沙浪成名后，不继续弹唱，乐队正式解散，胡德夫得再找工作。其实他已有了两份工作：白天在纺织厂当文书，负责撰写对外贸易信件；周五晚到朋友的铁板烧饭馆看店。后来，他得到第三份工作———哥伦比亚驻台机构的咖啡厅驻唱。这三份工作加起来，月收入约3000元，刚好够他父亲10天的医疗费。咖啡厅请人每周一三五唱拉丁歌曲，反响不错，这个唱拉丁歌曲的也认识胡德夫，就推荐他每周二四六晚上来唱。没有人竞争，胡德夫顺利地拿到这份工作———在酒吧角落里哼唱一些美军电台常播的英文歌。来喝咖啡的人很多，来听歌的艺术家更多，“洪小乔在整理歌谱，胡茵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张杰在画荷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那时包括胡德夫在内，都是学生。

　　一筷子插出“校园民谣运动”身兼三职的生活过了差不多5年，胡德夫认识了李双泽———跟他同岁的美术系学生。李双泽和胡德夫一见如故，他劝胡德夫少唱英文歌，多唱卑南族自己的歌。“他让我唱卑南族的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们有什么歌。”从小一唱自己族群音乐就会不及格的胡德夫，终于想起了父亲小时候教的《美丽的稻穗》。那是他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唱“自己的歌”，得到别人赞扬。“你会发现当时被教育制度否定的东西，被朋友那么喜欢和重视。于是，就找更多的歌。”胡德夫对音乐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不是哆来咪才是音乐。这个感觉很激励我。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厅越唱越火，电视台也赶来对他进行了报道。当时台湾只有几个电视频道，胡德夫顿时变得家喻户晓：“我到西门町逛街，总会遇到有人找我签名。”1976年，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胡德夫是被邀请演唱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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